刘平的担心不是无的放失，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前前后后已经闹过好几回。此前都是通过各种手段能拖则拖，能装死绝不睁眼，同时又碰巧这些年总有大事要办，这才被拉到现在还没明确下来。

　　如今，皇后娘娘终于诞下龙子，按照大明朝的传统而言，这应该就是太子之位终于可以定下来的决定性事件，从此之后各种争议都应该自然消弭于无形。

　　然而，事情真的会如此顺利吗？恐怕未见得。

　　后世有个词叫做沉没成本，搞政治同样也是有沉没成本的。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人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

　　在这个词的解释上，有一个明确认定，即“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不肯相信之前投入的成本不可收回，从而会拼尽全力继续投入，以期能挽回“不可收回”这样的悲惨局面。

　　高务实把这种心情看做是赌徒心理，即不管局面已经多难看，始终坚信“我能扳本”、“我能反杀”之类的心态。

　　那么放在当前，在此前断断续续的国本之争中已经投入巨大的某些人、某些势力，他们就真的会因为皇后嫡子出生而放弃吗？难，很难，非常难。

　　可是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坎，那就是大明朝的祖制与政治惯性。

　　祖制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政治惯性则需要稍作说明。政治惯性可能与祖制相关，但也有可能并不直接相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巡抚制度就是政治惯性而非祖制——当然，这里要强调的事这个祖制指的是朱元章定下的“太祖之制”。

　　众所周知，有明一朝的继位问题相对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都是最为“规范”的，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争议，也没有多少涉及“夺嫡”的这种奇葩事。

　　那么大明朝关于太子地位的祖制与政治惯性，它究竟是怎样的呢？

　　人类社会地位的获取基本上可以分为自致地位和先赋地位两种类型。其中，自致地位通过个人努力就可以获得；而先赋地位以出生为基础，是被指定的、通常不能改变的社会地位。

　　皇位显然属于先赋地位，只有发生改朝换代或者篡权夺位，他人才可能通过自己的经营谋划来登上皇帝宝座。

　　一般情况下，皇位继承只局限于每一个王朝最高统治者内部，根据血统亲疏、长幼尊卑和才能德行来确定。

　　皇位的先赋性使皇子的出身异常重要，皇子生母的身份和本人年龄的长幼，在皇位继承人资格中具有决定意义，至于他本人的身体素质、智力才能以及德行高低等等因素，通常都要放在次要位置来考虑。

　　故而一般来说，只要拥有嫡长子身份，即使他资质偏低，平庸无能，但只要没有特别的意外发生，也能顺利继承皇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位继承人选是关系国家政局稳定与否的重大事件，也即所谓“国本”问题。那么，究竟应该采取“嫡长子制度”还是“选贤与能”的标准确立嗣君，一直以来就成为困扰最高统治者的最大难题。

　　到了明朝，在朱元章的坚持与亲身作则之下，有明一代的皇位继承，严格遵循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也就是人所共知的十六字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不过，明朝的帝系偏偏也出过一些意外。按照高务实前世的历史来说，在明代十六帝中，帝系有过三次变更。

　　第一次变更在靖难之役后，帝系由朱元章长子朱标和长孙朱允玟一脉转移到皇四子朱棣一脉，开启靖难之役后的永乐时代；

　　第二次帝系变更因孝宗之子武宗没有子孙继承皇位，帝系从孝宗一脉转移到其弟兴献王一脉，由兴献王之子即帝位，即世宗嘉靖帝；

　　第三次变更因熹宗诸子夭折，没有子嗣继位，帝系由熹宗一脉转移到同父异母的弟弟信王一脉，即崇祯皇帝。

　　此外，在英宗和景帝之间还出现过两次波折，“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大明朝廷群龙无首，形势异常危急。奉命监国的邺王被大臣拥立为帝，尊英宗为太上皇，改封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帝系由英宗一脉转移到景帝一脉。

　　然而天意弄人，景帝之子早夭，加上英宗归国，趁景帝病重复辟成功，重登大位，重立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帝系再次回到英宗一脉。

　　虽然有这些意外，但是在这三次帝系变更中，世宗、思宗的继位是遵循了“兄终弟及”原则，有皇帝的遗诏或皇太后懿旨，因而他们的继位拥有程序或仪式上的合法性，其统治权在登上皇位的那刻起，就拥有了足够的合法性。

　　成祖朱棣是通过篡权夺取皇位的，但他通过自己非凡的毅力、铁血的手段和实实在在的丰功伟绩，最终赢得了合法性。

　　而景帝则是在特殊背景中登基，不过他的权力合法性，其实是建立在英宗同意禅让皇位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他更立太子的行为却僭越了本分，其子朱见济的早夭则更被人们理解为上天对他僭越之举的惩罚。

　　故此，到了后来英宗复辟之时，群臣对于复辟就表现出了相当高度的一致性，即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发生。由此可见，在群臣心目中，即便英宗曾经搞出了土木之变，但他依旧拥有真正的合法性，其复辟是使帝系回归正统，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明朝继位皇帝的身份有时候挺复杂，但其实每位皇帝的继位事实上都是遵循太祖的规制。

　　明惠帝、仁宗、宣宗、英宗、武宗是以嫡长子身份继位，宪宗、光宗、熹宗是以无嫡前提下的长子身份继位，孝宗、穆宗、神宗以事实上的长子身份继承大统，至于代宗、世宗、思宗则是遵循“兄终弟及”原则继位。

　　由此可见，嫡长子皇位继承观念在有明一朝深入人心，上至皇帝官员，下至庶民百姓，无不认同，并且主动、坚决地维护着这一观念。

　　正因如此，明代皇位继承人选具有很高的确定性，人们十分清楚未来皇位的继承人选应该是谁。即使皇帝没有正式下诏册封太子，给予皇太子名分，人们也仍然可以预测太子人选。

　　当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在诸位皇子中有更中意、心仪的皇位继承人选，不肯立皇嫡子、皇长子为太子，欲打破传统而以其爱子替换时，大臣们往往都会挺身而出，以宗法制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原则与传统定制作为两个有力凭依，与皇帝抗衡。

　　而皇帝即便“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却也拗不过文武百官手中实际掌握的行政执行力，以及全天下黎民百姓的巨大舆论力量，最终不得不依照祖法办事。

　　大明在国本问题上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强大的制约力？这恐怕是一种“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元朝因为皇位继承人没有固定的国法加以明确，导致各方势力纷纷拥立不同的皇位继承人，造成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从而大大加速了元朝的衰亡。

　　在这样的教训之下，有明一代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认定皇位的继承必须有一个标准的制度，这一制度还必须得到明确、坚定的执行。

　　疆域辽阔、骁勇善战的蒙元王朝统治中原不足百年就土崩瓦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之争无疑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元代灭亡血淋淋的教训在前，自然使明太祖朱元章深刻认识到实现皇权平稳过渡、避免骨肉相残、维持基本政治秩序的重要性。

　　于是，太祖皇帝在定国之初就明文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须兄终弟及，有皇子则须立嫡母所在，庶母所在虽长不得立”。

　　尽管太祖制定的祖训规制有许多在明代中后期都沦为一纸空文，眼下这个时空里因为高务实的关系，被实际无视掉的祖制更不知凡几，但是这条皇位继承准则却为金科玉律，始终得到严格执行。

　　既然这条祖制根本避不开、绕不过，那为什么连刘平这样的人，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都如此慎而重之、小心翼翼呢？自然是与当今万历朝的特殊情况有关。

　　皇后这个嫡子生得实在是太晚了！

　　现在是万历二十六年年底，马上就要过年了，即将进入万历二十七年。万历天子朱翊钧登基已近三十载，其大婚于万历五年，至今已过去了约二十二年之久。

　　二十二年啊！王皇后大婚时年仅十四岁，如今已三十六岁，在明朝这个时代完完全全是高龄产妇。这皇太子问题作为国本，居然能拖到现在，本身就已经足够离奇。

　　当然话说回来，原历史上皇长子朱常洛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时，已经是万历二十九年，比现在还更晚了两年呢。

　　虽然原历史上朱翊钧就如此能拖，但因为朝臣们并不知道“原历史”，所以如今一般人都认为这件事之所以会拖这么久，除了皇帝本人的意愿之外，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高务实的态度。

　　是的，正是因为高务实自始至终坚持认定必须等皇后娘娘诞下嫡子才能立嗣，事情焉能拖到如今？

　　而高务实一直以来坚持的说法则是：“倘先立太子而后皇后有嫡，试问太子废与不废？若废，太子原无过错，皇上于心何忍？而诸臣陷皇上父子于人伦之惨，其罪岂不当诛！

　　若不废，则太祖定嗣之法便成空文，今后皇统之属不再有定，天下宗王人人可得竞逐，此取乱之道也！”

　　高务实这番话要说有没有道理，那肯定是有的，但反对者们当然要提出的观点来反驳，于是便反问道：“国本迟迟不定，乃使天下动荡，而皇后娘娘究竟何日产子孰人能料？”

　　说是皇后何时产子谁知道，其实话里话外的意思自然是“谁知道皇后娘娘到底最后能不能生下儿子？”要是在左等右等之后，最终皇后也没生下儿子，那这太子难道就始终不立了？

　　诚然，“事实皇长子”也可以继承皇位，但大明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太子“出阁读书”的教育体系与其他皇子们的教育体系不是一码事。

　　呃，这可以理解为“太子出阁读书”好比后世米帝的精英阶层孩子们的精英教育，而皇子们的教育体系则是米帝普通家庭孩子们的“快乐教育”。

　　前者是真正需要认真刻苦的，不仅书本知识又多又深，而且各种七七八八的技能都需要专门学习；后者简单的说就是老师随便教，学生随便学，反正考试简单得让大洋对岸的中国学子们认为侮辱智商，一句话总结：混就完事了。

　　朝臣们当然是按照儒家传统，认为将来的皇帝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样才能好好治理国家，而其他皇子们……反正将来都是“养猪”，读不读书也没差，甚至不读书反而简单好管理。因此，争国本这件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长子年纪渐长，再苦等皇后产下嫡子就要耽误皇长子的读书时间了。

　　这里还有个不可说的问题，那就是大明朝的皇帝寿年有点问题，长寿的实在不算多。天知道皇上您哪天就龙驭宾天了，到时候留下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皇长子继位，这天下不得乱套吗？

　　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事终究还是拖到了现在。而问题在于，高务实这个“拖派”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投入什么成本，可是其他派系的其他人……他们已经投入了太多，甚至很多人已经明确站队过了好几次。

　　这就很要命了，因为在皇子继位问题上，你今天既然站了队，不可能明天又表示说我昨天那是喝多了，站队不是我的本意。

　　这种事往往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站了皇长子，这辈子基本上就只能站死在这个圈里，几乎不可能反悔跳入另一个圈里去。

　　然而如今皇后的嫡子真的出生了，皇长子眼看继位无望，如果不想让前期投资变成沉没成本，可行的办法是什么？显然不是继续论战，强行论证出一个皇长子应该继位的结论，因为那根本不可能成功。

　　唯一能够改变当前这般被动局面的情况在此时只有一个：皇后嫡子早夭。至于具体这孩子是如何早夭的……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

　　这是非常极端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按照一般情况而言，外廷的文臣并不能将手伸到皇宫大内之中。即便是高务实，对于皇宫之内也只能说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平时看来不小，但也未必能影响到宫中的安全局势。

　　既然以高务实与内廷的关系之亲密，尤其是在陈矩等大珰都是他多年经营的人脉情况下，也不足以在宫中干出“某些大事”。那么理论上外廷的文臣们，尤其是以往明确站队皇长子的心学派文臣们，又怎么可能做得到“让皇后嫡子早夭”这种事呢？

　　可是事情的确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同样要面对“皇后嫡子”这一威胁的人并不只是心学派的外廷文臣，至少还有……郑皇贵妃和其子朱常洵。

　　朱常洵其实本来还有一位同母兄长朱常溆和一位同母弟朱常治，但前者刚刚出生很快就夭折，后者同样早夭，死时不足周岁，所以朱常洵作为朱翊钧的第三子、郑贵妃的亲生次子，实际上已经是郑贵妃的独子了。

　　皇长子朱常洛出生于万历十年，朱常洵则出生于万历十四年。前者如今虚岁十八，后者虚岁十四。按照规定来说，大明朝男子十六岁成年，故朱常洛现在其实已经算是成年皇子，而朱常洵则还差一点。

　　其实，原历史上朱翊钧在万历二十九年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正是在于这一年朱常洵成年——朱常洛成年不外封藩国没问题，因为他是皇长子，可是朱常洵成年却不封王，外廷就死活不肯答应了。

　　刘平的话虽然问得没头没尾，但高务实哪里不知道其中的几个关键点？当下首要的问题是一定要确保皇后嫡子平安活下来，其次则是必须趁早将皇长子封王并且送出京师，让他之国。

　　但是即便做成了这两件事也还不算完，因为按照此前的先例来看，太子的册立通常不会太早——主要还是怕夭折。大明朝如今历经十三帝，从成为太子的年纪来看，最早的是武宗正德帝，当时年仅两岁。

　　不过正德帝这件事其实有点特例的意思，因为其父孝宗皇帝毕生只爱张皇后一人，连妃嫔都不曾纳过一人。张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其中次子还早夭，于是皇帝觉得反正也没有别的太子人选，不如早立早安心。

　　朱翊钧的情况与孝宗皇帝当然不同，他虽然最宠郑皇贵妃，但对皇后的地位却也从未出现过动摇之态，这就意味着皇后嫡子既然出生，太子之位也就事实上定了。

　　唯一，不对，唯二的两个问题是，要确定太子度过最容易夭折的危险期，以及要让此前最受宠的三子朱常洵之国。

　　这两件事目前来看，在时间上还正好能凑得上：朱翊钧可以按照武宗被立储的时间为先例，在皇嫡子两岁之后考虑册立太子，而两年之后恰好朱常洵成年，可以册封王位并使其之国。

　　因此，高务实知道眼下最关键的时间段便是从今往后的这两年，刘平想问的恐怕也正是：“这两年怎么办？”

　　让皇嫡子早夭这件事，心学派的人想必是做不到的，然则郑贵妃可未必做不到。

　　“兹事体大，你一会儿想办法与陈掌印联系上，请他找个时间与你一同到我府上一晤。”

　　高务实的面色比刘平还要严肃，又叮嘱道：“千万切记，你们不在宫里的时候，一定要将皇后娘娘和皇嫡子身边的人都安排得稳稳当当，必须确保每一个人都是绝对可信之人，丝毫疏漏都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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