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六章 剿抚宜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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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认为湖匪乃饶州伤口本源,失去他们策应,矿匪也好、杨氏也罢,都掀不起大的浪花。

  “所以大人,学生以为这局棋里最关键的是解决湖匪。它就好比是乱局中,敌方在官府做的这条大龙里放下的一枚断子。

  如果它活了,东连山区作乱矿徒,南通正在喘息的杨星,有将整个赣北切断为东西两部,使饶州失去南昌府支援、糜烂湖东地区的作用。

  断子成势,官府控制的地盘会被不断挤压,直至失去整个中腹的优势。

  必须设法将它先提掉,那样矿徒失去依仗,杨星没了外援,整盘棋的主动权才能回到官府这边来。”

  “对于矿徒,你方才用了‘瓦解’这个字眼,为何?”赵重弼忽然问:“对湖匪重剿,却要对矿徒重抚,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还是官军力量有限,需要把精力专注在湖匪上,给予必杀一击。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不想杀。”李丹叹口气:

  “参与闹事的矿徒与积年作恶的湖匪不同,矿徒大多本是苦力,所以起事多因受到矿监、工头的蛊惑和煽动。

  他们对温饱不定、生死难料的生活失去耐心和面对的勇气,所以才起来闹事,但其中很多原本是很淳朴的人。”

  李丹说着笑笑:“实不相瞒,我带回来的人里就有矿徒中接受招降的人。他们一旦认清自己是被骗,反对起那些出卖他们的人来一点也不会手软。”

  “但是……这些人毕竟曾跟着造反……。”赵重弼还有些拐不过弯,皱起眉头来问:“你就不怕他们反咬一口?”

  “他们要的并不多,只要和他们做兄弟,同吃、同住、共赴沙场,这些人作战是很勇敢的。因为他们知道谁对他好,知道人应该报恩。”

  李丹说完补充一句:“当然,那些顽固、执着、身负血债的,我们通过镇抚官的甄别,该杀的肯定杀掉!”

  李丹说完向赵重弼介绍了自己任用的几个头领,比如铁玲珑刘社,比如斩将夺旗的高和尚,还有讲义气、多智略,性格开朗的豆子万——万四有等。

  这回赵重弼没有吃东西,将手肘放在桌面上,稍稍斜着身子听得专注、认真。“所以,你不杀他们,是因为相信这些人能改好?”他后来问。

  “这些人良心未泯,且他们在矿山有很好的经验、技术,可以教会我的人如何发现、采掘和冶炼金属,如何避免塌方、冒水等事故。

  这些都是多少人在井下流血、流汗好不容易积累出来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人头落地,并因此导致知识消失,太可惜了!

  所以,只要他们在矿徒中有威望,愿意接受招安,并且我们通过处置有血债的不法之徒,也达到了让所有人警醒、引以为戒的目的,那么可不杀的尽量留下。”

  说到这里,李丹身体前倾加重语气道:“少数别有用心者,会为了私利撺掇他们去造反、被砍头,那么就让他们看清这些人的嘴脸。

  没人是傻子,任何想愚弄他人者,必定付出代价!

  所以我们还有一招,通过让他们自己讲过去矿上监工、矿监和矿主是怎样欺侮,让自己或家人受苦受气,或者自己在浴血拼杀的时候,这些人如何锦衣玉食、左拥右抱的!

  让他们清醒过来,看到那些鼓动自己的人是何等自私和歹毒。他们自然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路。

  是继续和官军打擂台,还是认清鼓噪者的面目,接受朝廷招安回去踏实务工挣钱养活家小?

  每个人都会权衡利弊。关键是我们除去打杀外,要给人这样的活路才行!”

  李丹说:“当矿徒们发现并起来反对这类自己内部出现的不公时,官府要做的不是恶狠狠继续生死相逼地去剿,相反该是推波助澜、积极安抚,及时让他们与那些别有用心者分开。

  分化他们使队列出现缝隙,才方便官府瓦解其斗志。

  然后对采矿业的不公现象、过度压榨迅速出台法律或补充规定予以禁止或限制。所谓一手是棍棒,一手是大米和温暖的铺盖。

  官府的招抚不能是一味退让,该有两手准备,便能很快让矿徒们自己清除内部的鼓噪者,迅速镇静下来等待官府下一步的安抚。”

  “怎么叫大米和温暖的铺盖?你是说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答应什么?”

  “不,不是简单的让步,是谈话。耐心交谈、聆听他们起事背后有哪些故事,什么原因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为什么那些矿监和工头能煽动他们?”

  李丹说着摊开两手:“这边是军事压力,这边是法权、治权,这是朝廷手里的法宝,用来平衡下面各阶层间的关系。

  哪个阶层独大对朝廷都是威胁,便要用这法宝该压的压、该治的治!”

  “军权、法权和治权……?”赵重弼喃喃地重复,微微点头,眼里是恍然了悟的神色。

  “比如矿主、监工阶层势力太大,那就要通过立法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不过分,过分了就要动用治权施加管理,或动用武力镇压。

  让他们有限制、有规矩,不敢无法无天地压榨和剥削矿工,按照法令逐渐改善矿工包括刑徒在内的待遇和生活。

  摆明矿工的最低生活条件、薪饷条件、生老病死的基础保障。

  对矿主经营每年进行审查、核实并分级,级别好的可以有税收减免、新矿开采优先权等,级别不好的要罚,甚至歇业整顿。

  迫使矿主们让出利益来减轻工人阶层的不满,而不是随他们心意地将这不满通过闹事、造反来转嫁或发泄。

  朝廷付出的是文书、法令、治理,出钱让利的却不是国库而是矿主阶层。”

  “妙啊!如此,朝廷只需管住矿主、矿监、工头,矿乱自然可以消弭?”

  “非也!”李丹笑着摆手:“治理要全面,既然是立法治理采矿行业乱象,自然也要对矿工、刑徒的行为有所约束,不能只偏一面。

  为政者,要在公平!

  纵观历史,任何成功的变革和举措,背后必有两件支柱支撑,缺一不可。”

  “哦?”赵重弼身体前倾,问:“哪两件?”

  “法律和监察。”

  “法律、监察……。”赵重弼嘴里反复默念这八个字,微微点头。

  “相关法律是执行的依据,无法可依既让执行者不知所措、无据无凭,同时也给了不法者钻空子的机会。

  监察办法则说明执行者的责任、执行结果由谁、且如何进行监督,又如何奖优罚劣,甚至如何惩治不法!

  像委任矿监这种事情,就是没有法律,派了群内监下来,以为皇家奴才必定好用,不料适得其反的典型。

  而地方上抵触是一方面,没有法律依据和监督权限,最后导致情况失控,是个很大的教训!”

  赵重弼苦笑,用手指点他:“我说李三郎你可胆子够大,就这样直指圣上的错失。你就不怕传出去皇帝一怒把你流放到兰州?”

  “那最好!反正我未来岳丈也是被充军到彼,正好可以去照顾他!”

  “你,唉,我怎么把这个忘记了。”赵重弼已经听李丹提起过陈家的事,见他那副无所谓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听说圣上比学生大四、五岁,所以我相信陛下若听见了,一定不会像那些老夫子似的只知道之乎者也地用圣训骂人,他应该听得出、也看得到学生这话里的可取之处。”

  李丹笑道:“即便要派内监,使地方上有法律,文官有监督权,则朝廷反对声音会小许多。如此,相信事情也不至于到眼前的田地。”

  赵重弼可不想再和他议论皇帝过失了,赶紧引回话题:“说实话,颇有些人是赞同要对矿徒以剿为主的。你知道这些矿山年年闹事,令地方不胜其烦呐!”

  “但是这些建议剿的大人们,不知他们可清楚为何会‘年年闹事’呢?”李丹摊开手:“学以致知,不知他们是否真的知了,还是自以为知?

  这两种情形是不同的。丹与矿徒出身的降卒吃睡在一起,我的亲兵中就有原来的矿工,所以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故事。

  据我所知,不少人其实是受人鼓动和裹胁的,真正想杀官、造反者仅寥寥数人而已。那为什么极少数人可以使百千之众被召唤而起呢?

  原因在于大部分人对现状有不满,因不满而心慌、恐惧,继而希望随众求安。

  当他们的不满被唤醒,那少数人便有了利用其随众之心的可能。大人可认为我说得对?”

  “嗯,的确如此!”赵重弼点头。

  李丹又把自己从刘社、铁小安、石三碾那里听来的一些事讲给他听,告诉他矿监和工头从中的克扣、欺骗,如何挑唆工人间械斗,如何把污水泼到那些自以为是、骄横跋扈的太监和税官头上等等。

  听得赵重弼不断叹息、眉头越皱越紧。“若不是听你说,还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情!”

  他痛心疾首,尤其想到皇帝登基之后急于改变财政现状,因此派遣内监下来监督矿务,却不想改革财务的举措,反成众多宦官和地方勾结、趁机揩油的“机会”。

  赵重弼摇首不已!“陛下可不是为了养肥这些人才派他们来做矿监的。”他说。

  “这个自然,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古时诸侯百里之国,而今天子脚下幅员万里,如何不惕惕然呢?圣意虽好,却需徐徐布局,万万急不得。

  任何政策的执行若仅凭一文圣旨,就想让下面办事的人兢兢业业、克己奉公,那怕是办不到的。

  所以立法时还应为执行这法律的官吏们同时树规矩,法律如何执行、执行者的责任与奖励、罚则,都必不可少。”

  “所以我说剿和抚要两手一起抓,剿是工具,抚是方法。矿工多数是习惯山里闭塞生活的,只要条件能过得下去,一般不会作乱。”

  “但是如果你这样提了,那些夫子们会指着矿徒们说:此等贱民刁钻狠厉,不剿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安人心。这又作何解?”

  赵重弼似乎是故意要与李丹作对,他却向后舒服地靠在椅背的软垫上,带着挑战意味地微笑着,手指有节奏地在桌面轻点,似乎在等着看这少年恼怒,或者闹什么笑话。

  “只因为他们在山里讨生活便贱了么?学生可不这样认为。

  都是怀胎十月生的,不过有人习圣人之道,有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有人挖山采石满脸泥。都是生活,方式不同、责任不同、财富不同而已。

  女娲可没说哪块泥高贵,贵贱之说不过是后人提出来的。我先给大人讲个事。”李丹拾起根筷子在杯沿上敲了下:

  “我在广信郊外与一乡绅相谈,曾问他对叛贼的看法。当时他也是大骂,我问你为何要骂呢?

  他告诉我说自娄贼起兵,稻谷价值长了三倍,耕牛价格是原先的四倍都不止,一石酒原本三十五或四十枚仁宣通宝,现在却要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枚还不一定能够买到。”

  “咦,这是好事,那财主可以大大地挣一笔了呀?”赵重弼不解。

  “我也是这么说,可乡绅说小兄弟你想错了。他告诉我,这些东西固然可以卖,但是你要运到上饶去,没有车、船是不行的,没有保护的人是不行的。

  雇车、船价格都涨了五到六倍。原本去上饶,雇人手的话往返包吃住,再给五个钱即可,但现在你给一百个钱才有人肯冒险试试。

  所以就算你们打开通路,我现在跑一趟上饶还是挣不到钱!大人你看,这是战事对普通乡绅的影响,是以他对叛匪极不欢迎。

  那么既然他这样不喜欢叛匪,我说等我们抓住这些可恶的家伙通通砍了,他却支支吾吾地讲什么上天好生之德。

  我奇怪,说你不是挺恨他们吗?

  他说你们杀掉为首的便可,剩下的只要悔过便还是让他们回去做工好了。因为山里若无人开矿,铁器价格会暴涨。

  物以稀为贵,现在犁、铧等农具已涨到原来的七倍,如果战事结束还没人开采,拖得越久农具价格越居高不下,这和商人逐利其实只有一半关系。

  入冬山里没法干活,那几个月里几乎不会出铁,接下来肯定要影响春耕!”

  说到这里,李丹停下来看了眼若有所悟的赵重弼:“大人你看,这是一个乡绅都明白的道理。

  采矿业严重依赖人工,劳动力不足的后果不仅使税收受影响,而且会使行业中熟练工匠严重短缺。

  这些人在井下就如什长、哨长在军队里的作用,他们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带来的不仅是开采量减少、品质降低,而且矿监、工头为趁价高获得更多出采量,会变本加厉压榨和逼迫工人。

  长时间下井、不顾一切地追求产量会引起更多的事故。

  这给新、老矿工带来疲劳、收入降低、生命危险等等不满,这就是下次怒火爆发的源头!

  所以,不是矿工生来狡诈刁钻,是官府以往应对不得法。

  重剿轻抚,且战后以为万事大吉,忽视对采矿业必要的整顿和管理,出了乱子再次推卸责任给军人去剿杀,镇压结束后重新甩手任其糜烂,如此循环往复。

  这是什么?不负责任的耍嘴皮子,治标不治本,只想当甩手掌柜不想踏实务实!”

  这一连串的批评让赵重弼瞪大眼睛,但是想想却无可反驳,只得摇摇头说:

  “哎呀,我看你李三郎也不要考什么科举,就这样直接去做首辅好了!你就是没甚功名,我看在朝堂之上也没几个大臣能辩得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