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外官三年朝觐一次，接受外察。

　　所谓外察，是与京察相对的。京察考察的是两京官员，外察自然是针对地方官了。

　　此例乃太祖皇帝所定。洪武初年，地方官每年都要朝觐一次，但许多州县因为路途遥远，官员要好几个月才能到京城。结果一年时间全在路上了。

　　是以后来改为三年一朝。

　　平时，州县每月考察，上报于府。府上下其考，每年上报于布政使司。到了第三年，巡抚、按察使司对本省官员进行通核，开写评语，造册具报，作为朝觐考察的依据。

　　凡属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类者，皆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分别给予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等处分。

　　今年正是外察之年，所有地方官都要接受考察。但只有一部分表现出众，获得褒奖的官员，可以获准朝觐，当面向朝廷述职。大部分地方官只能在自己的衙门里，惴惴不安的枯等着结果降临……

　　去岁年底，各省获准朝觐的官员们便云集京城了。就算限制了入京的人数，也超过了千人。

　　关键是述职之后，就要决定升降去留了。

　　是以，刚过了上元节，还在正月里，吏部衙门外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前来朝觐的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参议、佥事，还有府州县正堂官们，都迫不及待向考功司述职，好先到先得好职位。

　　往年述职就是走个过场，因为考功司是不会轻易驳回，各省按察司开写的评语的。

　　尤其是那亲自些来述职的二三品大员，考功司郎中更要给他们面子的。不然弄不好哪天就落在人家手下，有他好果子吃。

　　可今年的情况不一样了。

　　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竟亲自坐镇考功司，挨个听取官员的述职。

　　这可就要了亲命了。高胡子神目如电，对各省的情况都了然于胸。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精心粉饰过的述职报告，几句话就能让他们露馅，还无可辩驳。

　　结果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朝觐官员得到不谨、不及、浮躁、老、病、罢之类的差评，然后很快就会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对他们的严厉处分。轻则降调，重则削职为民，腥风血雨不断。

　　赵昊知道，高阁老是在用这种手段搞清洗。清洗哪些人呢？一是年纪大、能力差、不称职的官员，二是得罪过他、跟他对着干的官员，三是不跟他一伙的官员。

　　江南的官员自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不过处置大体还算合理，只是罢免了些不称职的废物点心，留下的都是精明能干之辈。赵昊知道，这已经是高阁老手下留情了，不然高胡子怎么会放过这个给江南十府掺沙子的大好机会？

　　是以赵昊很懂事的压下了江南帮的噪音，不让他们跟着赵贞吉还有那帮言官起哄。

　　正月初一时，岳父大人就已经预告过了。高阁老要收拾科道，拿下赵贞吉了，这时候还跟着瞎掺合，是嫌杀疯了的高阁老，没把刀砍到他们头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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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人黜落，就有人得到褒奖升迁。

　　赵二爷就是第一位得到褒奖的官员，连升三级，由南直隶苏州府昆山知县，右迁广东潮州府同知。

　　不过他并非唯一得到超擢的官员。事实上，这次得到卓异评价者，都至少升了两级……

　　这是因为，正月底，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建言，‘诸臣以卓异举得赐宴者，宜遂加超擢，以示风劝。其迁叙未久者，量加服俸及首充行取之选。今大察之后，州县有缺，乞毋论远近，毋拘科贡，尽行铨补，以渐图久任。’

　　作为高阁老的头号马仔，韩楫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这次得到卓异评价的地方官，应该加以超擢，而不是按部就班的升迁，以才尽其用，鼓励后来。

　　二是外察后所有空出来的位置，都应补尽补，而且要不拘出身，以让官员们长期安心在地方任官为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与热衷外放的辫子朝官员相反，大明官员爱当京官，却视外放为畏途。认为哪怕在南京莳花遛鸟，也好过到地方上去与奸猾胥吏为伍。

　　究其主因在于，大明开国两个世纪，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集团，胥吏与乡绅牢牢把持州县，根本不是三年一任的流官，带着几个师爷家丁就能对付的了的。

　　地方官斗不过地方利益集团，那能做的事情就很有限，甚至大都政令不出县城，这样如何干出成绩？自然升迁就慢，弄不好就是三年又三年，在一地干九年还挪不了窝。再看人家在京里当官的同年，已经升为六部郎官了，自己还在那里当知县，换谁都受不了啊……

　　其实升迁难还不是最要紧的。最大的问题是，地方官权力小责任大，虽然你明明能做的事极有限，但地方上出了什么事儿，追究责任的时候准没跑。税收不齐要吃挂落，催收紧了酿成民变还要丢乌纱。河道决堤了要罢官，得罪了上头有人的乡绅，还是要罢官，总之就是一个大写的‘衰’字。

　　好比这次朝觐时，户部忽然横插一杠，上本请核天下来朝官员，其省府州县有无欠赋。

　　这不废话吗，大明朝哪个县没欠一屁股税？

　　结果一番核查下来，九成的州县都有积欠。于是轻者停俸，重者降级，毫不留情！而且都写了今年一定补清的保证书。那些大老爷们，都是哭着过的年啊……

　　所以还是京官好啊，事儿少责轻升迁快，一直是官员们的上上之选。因此外官平级入京被视为高升，哪怕降个一级半品的，也依然可喜可贺。而京官外放若不升个一品两级，则被视为贬斥。

　　甚至有很多两京官员，哪怕升迁外放也依然不愿上任。通常他们会称病乞休……

　　高情商的说法是，回家悠游林下，侍奉老母。

　　低情商的说法是，回乡作为地方利益集团一份子，开心的侵吞民田、欺男霸女。然后等待机会起复。若是得不到心仪的官职，他们宁肯一辈子不再出仕，也不愿意去外乡遭罪。

　　所以说，这帮士大夫之所以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根本不是因为道德高尚。狗日的剥削阶级，哪怕满嘴仁义道德，也改不了一肚子男盗女娼。

　　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剥削阶级，所以广有家业，根本不指着做官那点俸禄罢了……张四维的例子虽然极端，但赵昊这么多年来，还没见过一个出身贫寒的进士呢。

　　这并不奇怪，在阶级业已固化的当下，大明早已是寒门无贵子了。说考中进士的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固然绝对了点，可十之八九确实如此。

　　就算是天赋异禀的贫寒士子，考中了进士后，也会很快如那‘范进中举’一般，带领整个家庭实现阶级跃迁——会有数不清的田产投献到他名下，仅此一项收入就远超那点儿俸禄了。

　　说白了，明朝士大夫稀罕的只是进士头衔带来的特权，清贵的官职带来的地位，所以才会表现的那么强项，那么视自己的一官半职如浮云。

　　至于辫子朝为什么会翻过来呢？是因为老四搞了‘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废除了官员和士绅的特权，又让地方官贪污合法化，以至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消彼长间，官员们自然热衷于外放，好大捞特捞，捞不够本决计不肯轻易辞官了……

　　所以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至今，概莫如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乃颠破不灭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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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避免官员称病逃避外放。高拱于正月廿八日奏陈，‘今后两京官陛迁外任以疾乞休者，俱予致仕，不许病愈起用。有规避者即降级改用，敢违抗不赴者除名闲住。外官称病乞休者，必其事情迫切，始为代请。其奏荐起用病愈官员，须由抚按官考核裁酌，不得徇私滥举。’

　　隆庆皇帝自然无所不从，当即应允。

　　这下逃都没地儿逃了，彻底要了亲命了……官员们只好委委屈屈的收拾好行装，在同僚们同情的目光中，不情不愿的离京上任去了。

　　其中得到最大同情的，居然是远在昆山的赵二爷。

　　这很好理解，以赵二爷堂堂状元，从六品的翰林修撰，正常是根本不该外放的。更别说外放知县了，那是很严重的贬斥。他于人生得意时直坠谷底，却没有气馁，也没有躺平任撸，反而励精图治，在昆山县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成绩来。

　　这充分展现出了士大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宠辱不惊，为赵二爷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何况他还是东厂太监认证过的‘铁尻状元’。皇帝也不待见他，居然不许他这个连续三年卓异第一的官员朝觐，而且还把他发配到潮州那种险恶之地当佐贰官！

　　种种不公叠加在一起，士林能不同情他吗？简直要沉痛哀悼了好不好。甚至有人去赵家巷当街一哭，搞得赵昊兄弟大为光火。我们爷爷还没死呢，急着哭什么丧啊？

　　不过无论如何，经此一番，赵二爷如今在士林中的声誉，可谓如日中天，说一声名满天下也不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