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纵观高务实这近三十年的忙碌就会发现，他来到大明之后所做的事情看似很多很杂，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不是强军拓边，不是科学发明，不是推动工商，不是引进西学，更不是拖到现在还没动手实施的科举改革等等，而正是财政改革。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是经济的延续。所以，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经济问题，这个破旧漏风且有着严重先天缺陷的大明王朝，最缺乏的就是一场系统的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不能等自下而上的变化，否则一定会伴随着政治动荡，继而爆发军事动乱，最终摧垮整个王朝，来一场彻底的大洗牌。然而即便如此，这场由经济问题引发的动荡也未必能促成一个崭新且适合当时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新的经济制度。

　　恰恰相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场动荡的结果最终只是摧毁了原先畸形享受了太多特权利益的集团，然后换上一批新的特权集团取而代之。

　　清明交替，本质上不过如此。

　　所以，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是指望不上的，高务实在坚持不让中华文明大失血的前提下还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导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的范畴是大于财政改革的，它至少包括官方与民间两个部分，而财政改革基本上局限于官方内部。然而，财政改革却是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毕竟中枢财政如果已经穷得能饿死耗子了，那什么经济改革都不过只能想想而已，完全是镜中月水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纵观高务实这些年的在财政改革上花费的力气，就知道他的方针是一步一个脚印，踏稳每一步，再布置下一步。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因为大明朝各方各面都腐烂得厉害，犹如一个久病不愈的患者，已然虚不受补了。此时你给他一剂看似完全对症的勐药，他那破身体却根本承受不起，到时候结果无非是体内的病毒死没死不知道，但人肯定能瞬间死挺。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高务实一直十分警惕的桉例，那就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结果真把自己搞休克了的故事——并且从那以后，俄罗斯的经济实际上从没爬起来过，反而彻底陷入深深的能源依赖，经济结构异常畸形，几乎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在高务实看来，大明朝的实际情况其实连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还远远不如，毕竟俄罗斯手里有大杀器，旁人再怎么觊觎它也只敢在经济层面敲骨吸髓，却断然不敢直接操刀子把它往死路上逼。

　　但是大明没有那样的大杀器，它没有一种可以确保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震慑力，所以在原历史上一旦大明内部矛盾在外部矛盾的压力下被激发，最终就导致了亡国。而亡国之后的内部矛盾依旧无法解决，因此外部敌人趁机吃掉了它最后的遗体。

　　这就是为什么高务实的财政改革一开始动手的方向是解除海禁和军工私营。

　　没有大杀器，那是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可以先把军事实力提上来，确保外部威胁被降低到最底程度。在这个前提下，就可以开始内部改革了。

　　不过高务实依旧很谨慎，他先选择了一个虽然重要但看似并不太过于起眼的项目，于是便有了。

　　通过驿路改革，大明朝丢掉了一个巨大的财政包袱，每年节省了数十万两的花费不说，还让驿站能够反过来给财政供血。虽然这个反哺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一进一退之下，那也是将近七十万两的差额，至少可以说不无小补。

　　开海日久，国库日丰，给财政带来的收入从数十万两到数百万两，如今海关加陆路出口两项收入已经基本达到了每年约八百万两，成了大明朝的财政支柱之一。

　　军工私营，不仅解决了很多不必要的原料浪费、冗员开支，还让军队的装备在二十年后焕然一新，甚至还在不断提升先进性，综合算下来一年也要节省至少一百余万两，个别备战时期甚至能超过两百万两。

　　再加上驿路改革，仅仅这三项“攻守易势”，大明朝的财政便多了千万两的岁入。

　　在这之后，高务实地位已经稳固，因此在皇帝的需求和他的目的吻合之下，开藩禁就成了下一个推进的改革项目。

　　朱元章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看重，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对子孙们做了充足的打算。即使是像刘备那样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辈都打不着的子孙，朱元章也预留了爵位，并准备了相应的俸禄。

　　然而朱元章没有想到的是，十几代下来，他的子孙们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以上。明朝皇子长大以后就不能留在京城，必须分封，每一次置藩都会圈走封地最好的良田，越发加剧了土地兼并。

　　这样十几代下来，全国最好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皇庄、王庄。例如原历史上的崇祯年间，河南的二分之一、山西的四分之一土地，全部为宗室所有。

　　这叫老百姓怎么活呢？老百姓连活路都没有了，又哪有能力交税？最可笑的是，宗室的土地却全都不上税！

　　同时，大明财政还得给这些宗室大量发放俸禄。以嘉靖中叶为例，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超过两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不过152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192万石。

　　大明的财政，很大程度上是被这几十万全靠国家奉养的宗室给拖垮的。以宗室、勋贵集团为代表的“封建贵族”此时虽然衰弱了，但他们免税的特权却没有失去，同时还反过来吞噬了大明的财政。

　　最坑的是，由于靖难之役的影响，大明皇族虽然掌握了全国最多的土地和财富，吃掉了大半的明朝财政收入，但除了皇帝本人的内帑，其他皇族的财富却不能用于资助财政和军费，皇室子弟也不能参军打仗。

　　但与此同时，大量的低级宗室因为朝廷财政窘迫，宗禄经常长期性拖欠，又有祖制不允许他们做其他事，导致生活困顿。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不得已故意违反规定，以此来捞一个去凤阳“宗室专用ivp监狱”吃牢饭的机会，这简直是正反两面都拉满了嘲讽。

　　因此高务实推出了开藩禁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措施前文有述，这里就不复述了，总之最后甩掉了一个大包袱不说，还“解放”了大批低级宗室，让他们能在朝廷的部分支持下开始新的生活。

　　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里，朝廷花掉的银子比节省的还多，但是数年之后朝廷就轻松多了，每年直接支出少了约一百五十万两。

　　可能有人会问，怎么才少了一百五十万两，这和之前宗室花费对不上数啊？

　　有两个原因：其一，本来在万历朝时，理论上要花给宗室的银子每年高达1256万两左右，但事实上这笔钱根本花不起，因此援引旧例，自然会大幅削减，只发很少的一部分，最少时能达到只发十分之一的程度。

　　其二，开藩禁也不是全部宗室以后一概不管，至少那些亲王、郡王以及他们的儿女什么的，这些人还是必须继续养着，只是高务实限定了财政供养的名额上限。

　　由此两相加减之下，最后每年节省下来的直接开支就是一百五十余万两。

　　哦，对了，这里插叙一下：根据魏源的，鞑清初年花在宗室俸禄上的银子就高达六百万两左右，而鞑清宗室占地——其中多数为强占——面积也极大。

　　后世有学者曾专门计算，基本结论是鞑清宗室到同治年间，每年私吞国家资产高达2508万两白银。哪怕只取一半来看，鞑清的压榨也达到大明的八倍。即便两朝之间统治时间有差，算上美洲高产农作物的效果，鞑清对百姓的狠辣其实也远超大明。

　　扯远了，说回来。即便高务实对上述问题已经做出了改革，大明朝的财政问题到这儿也没完全解决，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难处理的对象，那就是文官集团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官集团与其背后势力或许可以称之为财政改革路上的“最终boss”。

　　众所周知，以文官、文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不能完全合法的免税，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偷税漏税达到事实上免税的目的，并且可以通过协助朝廷收税反过来剥削、压榨平民，或者反过来协助平民偷税漏税来坑大明的财政。

　　如果说宗室是大明财政的一颗毒瘤，那么如今的文官集团和它背后的利益集团甚至可能已经算得上是大明的癌症了。

　　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使原本承担大部分税收的平民大量破产，又使得国家财政的支出无限增长。原历史上大明的财政到了崇祯时期为何困难到无以复加？除了积重难返之外，崇祯本人的独夫作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崇祯的任性胡为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任何势力都不肯出力征税——原先皇帝的内帑有宦官打理，外廷的太仓有户部管辖，而现在宦官被皇帝限制了，外廷则被皇帝杀麻了。那么，明朝的财政收入自然要完，然后明朝本身自然也就完了。

　　试想一下，京师被李自成攻陷之后被拷出7000余万两银子，这笔钱哪怕能有十分之一能在之前用于朝廷财政，大明朝能那么快完蛋吗？

　　当时的700万两啊，别说拿去给早期还在为大明卖力的洪承畴，亦或者最终战死的孙传庭，你就哪怕拿给左良玉那种人，他都能去顶着李自成勐攻勐打好一阵了。

　　所以，明亡的原因虽多，但最根本、最关键死因就一条：收不上税。

　　不过，收不上税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大明独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即便发展到现代也普遍存在的。

　　根据前文，可以说明朝财政破产，根源是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土地的兼并，底层平民大量破产、无力交税，同时上层的食利阶层的大量繁衍使得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不堪重负。但是不止明朝，中国统治时间较长的封建皇朝几乎都经历过收不到税的窘境。

　　西汉末年收不到税的结果，是王莽发动了意在平均地权、解放奴隶、超发货币的王莽改制；东汉末年收不到的税的结果，是大量卖官鬻爵，把国家政权让给了替东汉朝廷消灭黄巾军的新军阀；唐末收不到的税的结果，是长安的收复要靠回讫雇佣兵，并且以允许回讫抢劫长安作为报酬，同时这时候的唐朝对各地的藩镇割据无能为力。

　　鞑清前期跟大明一样，是依靠合法免税的“军户”压制不能合法免税的“民户”。只不过明朝合法免税的“军户”是锦衣卫和锦衣卫背后的军功勋贵集团，以及挂靠在其名下的各地卫所军头；鞑清合法免税的“军户”则是八旗集团和汉族军阀；至于明清两朝的士绅，名义上是不能免税的“民户”。

　　雍正搞“士绅一体纳粮”，建立在八旗军事集团支持的前提下，这和原历史上的万历帝依靠宦官、锦衣卫向士绅征收商税、矿税本质上是一样的。宦官的背后是皇权，锦衣卫的背后是勋贵——明版“八旗”集团。

　　而且跟明朝的勋贵一样，鞑清的八旗后来也腐朽了，鞑清也经历了从能够收到税到收不到税的转变。哪怕雍正杀了个人头滚滚，终于搞出了“官绅一体纳粮”，可是到了乾隆时期，税又收不上来了。

　　乾隆逐渐败光了雍正留下的家底，嘉庆则靠抄和珅的家补贴了一部分财政收入，然而到了道光上台，财政困难到开始在龙袍上打补丁——这个举动虽然是象征性的做法，但逼得他要做这种行为艺术，本身也说明了彼时财政的困难。

　　不止中国，在近代一直代表所谓“先进制度”的西方国家一样发生过财政困难，而且这种困难还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原因。

　　西方国家当年解决财政问题的最终办法，大多并不是逼自己国家的富人多交税，而是通过对外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通过扩大剥削对象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

　　正因源头如此，所以后人才会看到一些“令人诧异”的“怪事”：等到欧洲的殖民主义体系瓦解，欧洲的军事力量也急速衰弱。

　　而到了高务实穿越前，随着米国经济发展的渐趋停滞，其每年的财政赤字已经占到整个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的八成，债务余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0％。该国查尔斯顿大学教授范登堡甚至表示：“米国财政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与财政困难相对应的是，米国的军事力量也在收缩，开始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军。也就是说，还没有明朝历史长的全球第一帝国，已经像明朝那样面临财政困难、军事收缩的窘境。

　　此时似乎可以得出两个假设：其一，如果米国像明朝那样不能靠借债缓解财政问题，那么恐怕也已经要爆发“甲申国难”了；

　　其二，如果明朝可以像米国那样向全世界借钱，则恐怕还能活很久！

　　跟中国古代相比，现代中国和西方国家多了国债作为税收的补充，借以缓解财政危机。

　　但凡稍稍研究过财政危机的规律就会发现，财政危机是跟经济危机直接相关的：如果经济发展得不好，“中产”大量破产，则税收自然减少，而财政危机自然发生；经济发展得好，“中产”大量增加，则税收自然增加，财政收入自然充沛。

　　所以，现在大明的财政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能交税、肯交税的人群规模持续减少，能避税、能免税的人群规模持续扩大。

　　故，要想解决财政问题，其实只有两个思路：要么让肯交税的人变得有钱起来，要么则让有钱的人变得肯交税起来。当然，最好是双管齐下——我全都要！

　　不过说是这么说，“全都要”毕竟困难重重。比如前者，归根结底就是提高全民收入，这在农业时代是异常困难的。因为生产力就摆在这儿，你不可能做到“物资产出极大丰富”，而帝制封建国家显然没有搞全面扶贫工程的社会思想基础。

　　因此高务实只能考虑第二种方案，即让有钱的人变得肯交税。

　　可是有钱人往往也有权，或者能通过花费相对较少的钱来实现权力为他服务，继而避免因为交税而损失更多的钱。这个时候高务实就必须准备两手办法了。

　　刚才说过，雍正能搞“士绅一体纳粮”的根本原因在于八旗军事集团的支持，同样的道理，高务实要想顺利推动类似的改革，也必须拥有大明朝廷中军事力量的支持。

　　是不是草蛇灰线，一些事情变得有迹可循了？是的，高务实这么多年南征北战西伐东讨为的是什么？

　　只是消除大明朝的边疆隐患么？只是建立个人的无匹军功么？并不是。

　　高务实想要获得的，是他在大明军事体系中无人可及的威望，是大明军事体系从上到下对他的极大认可，甚至是各大“军区”主要军力实际控制者们对他的个人崇拜——崇拜到但凡他高务实有所指示，他们都会下意识的奉为圭臬、立刻执行！

　　换句话说，高务实虽然并无改朝换代的想法，却要求自己有高平陵之变时司马懿那种一呼百应、一言九鼎般的巨大名望，让支持自己的人敢于不顾一切支持自己，反对自己的人必须谨言慎行不敢表露心声！

　　必须有了这样的支持，高务实才敢亮明立场，去找文官集团和它背后的利益集团要求重新分配利益，让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手里的部分利益转让出来，交给国家财政，维持国家良性运转。

　　近三十年的谋划，近二十年的征战，如今的高务实才终于有了这样的底气。

　　九边，大明军事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超过半数力量已经直接掌握在高务实各种老部下的手中，而剩下的也无不对他保持极大尊敬。

　　京师，除了负责皇宫安全但并无多少实际作战能力的锦衣卫与净军，真正用于“震慑天下”的中枢直属武力禁卫军，上任司令戚继光与现任司令麻贵，哪个不被视为他高务实的“私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高务实想做什么事，天底下能阻止的他的人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大明天下的中兴之君——万历天子朱翊钧。

　　但……朱翊钧绝不会阻止他，因为朱翊钧深知朝廷财政当年有多困难，他恐怕比高务实还更希望看到朝廷财政彻底摆脱那种困局。

　　从富商手里收税，从士绅手里收税，从那些整天嚷嚷自己两袖清风但家里却良田千顷的文官大臣们手里收税……朱翊钧怎么可能不想！

　　所以此时此刻，刀子已经拿在高务实手里，并且这是一把精心锻造了二十年的宝刀，没人还会怀疑它的锋利程度。

　　这是有明证的：戚继光前两年只是率领一半禁卫军做出南下之势，大军还没开到扬州呢，江南漕军动乱便传檄而定，根本没有人胆敢与之一战！

　　现在戚继光虽然退休，以宁海伯身份在京养老，但他人还在，而且接替他的麻贵如今同样战功彪炳，禁卫军的威势一如既往，谁敢对此时的皇帝或者高务实说上一句：“汝剑利，吾剑未尝不利！”

　　没有人敢。这就是时机已至。

　　当然，和高务实对刘綎的暗中指示一样，在扩大征税范围问题上，他也秉持同样的态度：大棒在手，温言在口，而且尽量避免使用暴力，而是要争取尽可能在默契之中达成妥协。

　　既然如此，那就要有点政治手段，比如分化瓦解。

　　文官集团和它背后的利益集团固然勾连极深，双方关系错综复杂，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再怎么说，既然自己手里有刀，那么这其中必然还是会有缝隙可循，只要操刀者有庖丁解牛般的高超手艺，依旧可以在很多地方下刀切分。

　　比如高务实这次提出的办法：让有钱的富商大贾、士绅名流花钱去买这“三等制外爵”，其实就是针对文官集团和其背后利益集团征税的第一步计划。

　　要想击溃一条严密的防线，最难的往往是找不到第一个突破点。而只要找到了这一点，就好比庖丁解牛时找准了下刀的位置，这一刀下去之后就能顺着纹理势如破竹。

　　高务实看似只是冲着某些有钱人愿意花钱买个社会地位的想法，让他们能够合法的提升自己的逼格，这并不太侵犯其他人的利益——除了通过科举获得地位的文官。

　　然而同时，高务实又把这获得利益向这些文官们进行一定程度的“返利”，让他们也能在此过程中获得不错的收益。

　　于是看起来，朝廷、文官、民间富有者这三方就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赢。然而实际上通过这件事，文官和民间富有者——即原本站在文官集团背后的人——之间，就被高务实切进去了一刀。

　　在这第一刀切下去的时候，文官和富者还并不能切实感受到这一刀的威力，更不会察觉到这把刀其实还是一把随时可以威胁他们生死的利器。

　　等到高务实这一刀顺利完成，开始继续往下推进之时，他们将会感受到疼痛，但那时候他们会同时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抵抗。而与此同时，他们双方之间的联系也已经被高务实切开了大半，双方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往那样亲密无间的地步。

　　“既然诸位对此均无异议，那么明日本阁部便亲自上疏，向皇上正式建议施行。”高务实温和地笑着，极具感染力和诱惑力地道：“一旦皇上接纳此策，不仅对朝廷财政大有裨益，对于改善我大明文武百官二百年来清贫之状也颇有好处，于公于私，都是一桩善事。因此，希望诸位广为宣传，争取尽早将此善事落实下来。”

　　“阁老放心，这般两全其美之举，我等岂甘人后？”

　　“阁老大仁大义！我辈读书人虽甘清贫，但正如阁老所言，许多同僚出任地方之后困顿异常，连幕僚也延揽不得几位，平白耽误了政务，岂是道理？如今有了这三成补益，就断然不会因此误事了，诚然天下善举！

　　别的话就不多说了，待会儿下官一定立刻知会京中好友，让大伙儿好好宣扬此策好处，明日更要一同上疏为阁老摇旗呐喊，断然不会误了阁老大事！”

　　“不错不错，周正郎此言大善。阁老此举实乃天下百官之甘露霖雨，下官等虽然人微言轻，却也不甘人后。待明日，定附阁老骥尾，共襄盛举！”

　　“共襄盛举！”

　　一时之间，户部大议事堂中一片喧嚣。

　　吏部、户部、兵部、工部的各位堂上官也还罢了，他们大抵不缺这三瓜俩枣，但是郎中、员外郎和主事之流，那可就大不一样，一个个欢呼雀跃，呼声震天。

　　要不是高务实威信素着，着实也没人敢在他面前胡来的话，就瞧他们现在这番模样，只怕一个个早就恨不得冲上前去先给他磕一个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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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今天周末，特意回家早了点，所以这章7k+，4k算正常更新，多的3k算感谢白银大盟的加更，因为本章正文就到这儿，也就不刻意凑8k了。

　　另外，我目前好像还不困，待会儿还会继续码，争取看能不能在早上之前再来一更。不过大家最近也看到了，太晚的时候我还是很容易码着码着就睡过去的，所以争取归争取，并不敢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