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曾言：“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但这个道理布日哈图无须拿破仑指点也是明白的。

　　他既然判断出高务实希望自己认为他很着急，意味着自己不能以“高日新十分急切”这个前提来指导行止。可是，对于高务实的最终意图，布日哈图此刻确实还有些没想通。

　　战场的双方，看待对方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否则兵法也不会将“知己知彼”看做百战百胜的前提。

　　这场仗打到现在几乎还未发生较大规模的交战，但你来我往的交锋偏偏已经有过好几次了，时间也过去了近两个月，很难说没有一些诡异之处。正如高务实对察哈尔战略意图的判断到现在都不确定一样，布日哈图现在对高务实也有了些疑惑。

　　其实相对于游牧部落的战略很难判断，农耕民族对外战争的战略意图本来是很明显的，通常来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布日哈图当然知道这点，所以他此前的计划都执行得不错，尤其是金蝉脱壳那一手，算是察哈尔与高务实交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战术胜利。

　　此前搅动西北风云那件事，对布日哈图来说也算开场王炸。不过因为在高务实干涉之后，西北局面迅速被大明扭转，所以布日哈图并未克竟全功，整件事看起来反倒有些虎头蛇尾的遗憾。

　　当然，那次操作让察哈尔至少获得了一年以上的应战准备期，这是察哈尔汗庭所公认的，也是布日哈图如今有这般地位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方面来讲，布日哈图的努力倒也不算白费。

　　不过无论如何，搞乱别家总不如为自家力挽狂澜的功劳更大。图们在沙城之外将九斿白纛托付给布日哈图，正是在金蝉脱壳之计成功之后发生的，其中缘由不言自明。

　　自此之后，他又主动请缨来布延台吉身边，这既是一种对图们、布延父子的表态，同时也意味着他要承担起更大、更直接的责任。他将不再仅仅只是个挂名的执政、实际的军师，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布延台吉“监护权”的未来蒙古太师。

　　换言之，这次布延台吉分兵而来，名义上布延台吉是主帅，而实际上真正说话管用的却是布日哈图。这种安排有些类似于隋唐时期经常以皇子为行军大总管，而实际负责人却是这位皇子身边的行军副总管一样。

　　既是在察哈尔第一次直接掌握兵权，面对的又是“大明第一文帅”高务实这样强大且难缠的对手，布日哈图不得不将每一个细节都审视到位，将每一个可能的危险都防患于未然。

　　与高务实的自审不同，在布日哈图眼中看来，高务实此刻拥有的优势是完全压倒性的。他手里这六十万大军无疑是大明最精锐的野战军团，至少占据了大明完成前一轮军改并进行换装的总兵力之五四。

　　虽说布日哈图料定六十万大军出塞是维持不了很长时间的，不仅仅是蒙古冬天太冷的原因，明军的军费开支太高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布日哈图承认高务实为国理财的能力的确前无古人，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维持一支高达六十万人的大军长期在境外保持战争状态。除了粮草的正常开支和巨额运输损耗之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战时军饷”。

　　军队在战争中的军饷从来都不同于和平时，出兵在外征战时更要按照最高一档的标准来给钱。战争有多花钱？原历史上的“万历三大征”中，虽然明军出兵的人数都不多，但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这都是在明初之时根本不可想象的耗费。

　　但历史上的万历三大征就算绑在一块儿，也没这次高务实出兵的人数众多。即便他打仗历来打得比较快，很少一拖经年，但如此庞大的兵力出动，可想而知耗费也可能是千万级。

　　当然，由于很多军需都是此前数年慢慢囤积在那放着了的，所以倒不是说这千万两银子都要户部现在一次拿出来花掉，相当于高务实是提前搞了分期付款。

　　不过布日哈图也没对高务实的财政手段完全了然，有些东西他也不懂。除了“提前分期”之外，其实高务实还有“先打后结”的分期付款——明联储小额银票。

　　在高务实收拢财权搞了大户部之后，已经说服朝廷同意，全天下都可以使用明联储的这些小额银票来纳税，因此明联储小额银票实际上具备了法定纸币功能。

　　而且，这个纸币还不是后世米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全球货币逐渐演变出的“无锚货币”。明联储小额银票是有锚货币，它锚定的就是白银——你拿小额银票去明联储，是一定可以按照面值兑换库平银的。

　　在国家主权信用没有达到后世那种程度的时候，只有这种有锚货币的信誉才是有保障的，避免了大明原先那种宝钞一路贬值，直至成为废纸的趋势。

　　而纸币本身既然有了价值，那它就同时拥有了储备属性。这个意思就是：既然纸币的信誉有保障，那我就可以直接把纸币留在身边作为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或者存进钱庄也可以，总之不用拿到手就立刻去花掉。

　　这样一来，假设高务实为了这次作战下发了五百万两的小额银票作为各部参战兵力的军饷，这里面有一半面值的价值被储存了起来，那么市场受到的冲击就只剩二百五十万两，这是可以接受的，哪怕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强度也比较有限。

　　即便剩下的二百五十万两也会慢慢释放，但那已经无法对大明这样巨大体量的市场造成什么影响了，因此时间和规模就将这次战事的经济影响直接冲散，国家不会因此出现什么动荡。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笔钱发下去，比如有二百五十万两进入了市场，还会对经济发展有良性的促进作用——你一个士兵打仗回来有了钱，自然会去消费，那么卖东西的人就赚了钱。他们要么也去买其他东西，要么继续投资，扩大生产或者贸易规模，总之最后都促进了经济繁荣。而在已经开整商税的北方，经济繁荣又意味着朝廷还能收回一部分。

　　以上这些对于后世之人很好理解，但对于“古人”，即便是布日哈图这种聪明人，也没那么好理解。毕竟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思维偏差，就是将“天下财”看做一个恒定值，到了朝廷手里则民间困窘，到了民间手里则朝廷困窘。这也是所谓“不与民争利”一说的根基所在。

　　高务实当然不信这种落后思想。财富这东西是创造出来的，在眼下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做“世界金融资本阶级”的幽灵，那么财富不足就只说明生产不足、贸易不足，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加大贸易，如此而已。

　　大明现在的生产肯定是在逐年提高的，贸易也是一样逐渐增强，因此一定的通货膨胀其实还有好处。真正糟糕的是如原历史上一样出现通货紧缩，也就是所谓的钱荒，那反而会导致开工不足、贸易萎缩，继而逼得有些人病急乱投医，违背法度去和蒙古、女真做起被严厉禁止的一些买卖。

　　所以归根结底，布日哈图以为高务实的急切很可能是来自于财政压力而非军事压力，这实际上是错算了。

　　恰恰相反，高务实的“急切”还真就更多出自于军事压力。这个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他对此战所需要达成的政治目的要求太高——彻底消灭残元，保证北方边疆长期稳定并成为大明的军马场，以此应对将来必将到来的沙俄东扩。

　　沙俄东扩的早期主力一直都是哥萨克，因此又导致高务实对骑兵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当他发现如今大明的骑兵连对已经被封锁两百年的蒙古人都做不到欲歼则歼，当然很自然的想到今后面对哥萨克时会是什么局面——那不得被人吊打？

　　因为前世工作性质的关系，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高务实是认真读过的，主人公格里高利的英雄形象像军刀刻画在高务实脑子里那样深刻。

　　这本书主要写的是俄国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代顿河哥萨克的历史，作者用他的妙笔把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画卷描绘的栩栩如生。而事实上，真实的哥萨克历史恐怕比文学作品更加丰富多彩。

　　在高务实看来，他们就是专为这个时代的战争而生的。一部哥萨克史，就是大半部的俄国史。他们自诞生那天起，就赋予了为沙皇俄国开疆拓土的重任，以至于后世俄罗斯一大半领土居然都是他们帮当时的沙皇小爸爸打下来的。

　　高务实对大明——或者说中华文明的将来走向，目前阶段还存在一定的迷惘，但大明由陆路向北向西扩展，基本上算是他的主要构想。

　　既然要向北向西，那么征服并同化蒙古就不过是第一步罢了，后期的主要“BOSS”必定是沙俄，必定是哥萨克。如果打不过哥萨克，甭管什么远景规划，都注定只能失败。

　　后世很多人对哥萨克的了解其实并不深刻，大抵只有几个标签化的形象在脑海中：凶悍、军刀、顿河马；狂躁、好酒、战斗傻。

　　前面一些标签贴给哥萨克其实倒也大差不差，唯一奇怪的就是“战斗傻”。好像一提到哥萨克，就只能想到日俄战争时十万哥萨克拿不下区区八千日本兵，仿佛哥萨克傻到只会拿骑兵去冲日本人的壕沟机关枪，简直愚不可及、自取灭亡。

　　可事实是那个责任主要在于指挥官太蠢，指挥艺术完全没跟上时代啊！看看后来苏俄成立之初，哥萨克骑兵在当时苏军中的地位如何、战绩如何？那可是苏联骑兵中近卫军一般的存在，以至于当时苏军骑兵部队都以自己军中有多少多少哥萨克为荣，直到后来被装甲部队取代才结束了其辉煌。

　　狂野的哥萨克骑兵历来是沙皇俄国武装力量的一根重要支柱，号称“沙皇的马鞭”。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沙皇的每一次对外征战，哥萨克骑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征服喀山汗国到东征西伯利亚，从血战奥斯曼帝国到争霸欧陆战场，哥萨克骑兵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七年战争中，因“斜击”战术而无往不胜的普鲁士军队遭到哥萨克骑兵的横扫，俄军一举占领柏林，逼得强悍过人的腓特烈二世大帝几乎自杀，哥萨克从此威震欧洲；1812年的博罗季诺战役后，领教了哥萨克骑兵厉害的拿破仑发出了感慨：“如果我的军队有这些哥萨克，必将横行于天下！”

　　而托尔斯泰更有句名言形容哥萨克：“哥萨克人没有懦夫，他们生来就是战士！”

　　这么牛逼的一支骑兵，居然到后来成了“傻”的代名词，简直离谱。

　　何况，即便和哥萨克骑兵之间的战争还有一定的准备时间，但对于很可能近在眼前的援朝之战，高务实现在也想到了骑兵的决定性作用。

　　其实在日本的历史上，战争中也屡见骑兵的身影。几十年前的日本战国晚期，武田家的骑兵号称达到数千骑奔突的规模，在织田信长大规模运用铁炮以前，武田信玄的骑兵纵横日本，几乎没有对手。

　　不过日本骑兵只能呈凶于岛内，与大陆上的骑兵对抗则不堪一击。在丰臣秀吉侵朝的壬辰战争中，日本骑兵就完全不是大明边军辽东铁骑的对手，其规模、马匹、战术均处于下风，在整场战争中几乎无所作为，被李如松从头到尾吊打整场。

　　日本骑兵孱弱的原因在于规模不济，马匹矮小。作为岛国，日本地域狭小，资源有限。千骑规模的骑兵作战，在日本已经是最为壮观的战争景象了，而且日本骑兵也不擅长大集团作战，而是迷恋于“一骑讨”。

　　日本本土的马种“在来马”是引自中国的蒙古马，本就体格矮小，在岛国环境下又进一步退化，肩高仅1.3米，力量小、速度慢、悍威差。

　　哥萨克骑兵的顿河马和奥尔洛夫马呢？它们肩高在1.5米至1.6米左右，速度和力量远好于日本马。而哥萨克骑兵的作战模式，通常是在宽大的正面上以数万甚至十万骑以上的规模发动排山倒海地突击，这是日本根本无法想象的。

　　优势面要不断强化，劣势面要尽快补齐，任何有眼光、有能力负责战略层面的人都会这样考虑，高务实自然也不例外。

　　在他看来，尽快收拾残元，重新把骑兵的发展方向好好审视一番，确定一个新的思路乃是当务之急。同时这也有助于在必将到来的援朝之战中更快地击败日本，保存大明尤其是辽东边军的元气，遏制女真人崛起的势头。

　　只是蒙古人现在动向可疑，不创造一些条件诱惑他们上钩，即便此次明军主力齐出恐怕也完不成任务，这才不得不弄险。谁知道布日哈图因为无法判断他的真实意图，居然迟迟不肯上钩，思来想去最后也只是下令反高务实之道而行之，为此下达了四条命令：

　　扩大蒙军侦查范围至三百里，确保时刻掌握有无其他明军在靠近；严密监视高务实本部动向，以免其突然做出意料不到的新举动；派人向图们大汗报告高务实本部异常，但传令兵不得对大汗有任何程度、层面的暗示；布延台吉所部保留体力、马力，并始终与高务实本部保持一百五十里距离，即全面保持“要走能走，要战能战”的状态。

　　而与此同时，明军之中不少将领都认为缩小探马侦查范围会给己方带来严重的威胁，很可能出现预警不及时，忽然被蒙古人杀到跟前却来不及披甲的危险之中。

　　他们强烈建议经台立刻恢复探马距离，要不然的话就只能保持披甲行军——这其实基本不可能，既耗费马力，也耗费人的精力。而且，一旦被蒙古探马侦知，也必然引起对方警惕，把高务实的意图暴露出来。

　　危险肯定是危险的，但眼下高务实本就是在弄险，若是装得不真，那还不如不装呢。此刻，他想起希罗多德的名言：伟业成于弄险。

　　这日午饭吃过了一些冷干粮之后，高务实先将最后一批返回的密使叫过来问明了一些关键情报，又在地图上自己一个人比比划划半晌，然后将八大游击将军全部召集过来训话。

　　“保持百里探马距离，保持百里日行距离，保持目标直指归化。”高务实没有任何解释，穿上他军中独一份的大红纻丝坐蟒曳撒，傲然环顾众将，一脸冷厉地重申军令：“再有动摇者，以扰乱军心罪……立斩不赦！”

　　众将凛然自警，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俱不敢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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