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的御前会议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皇帝以疲累为由叫停了会议，命诸位阁老回阁再行商议。但在阁老们回阁之后不久，宫里由传旨命户部、兵部，召二位尚书前来议事。高务实、周咏奉旨进宫。
不过此次陛见并无太多可表，高务实一通大势分析下来便打动了这位年轻的天子。尤其是曾经在唐太宗头上戴过的“天可汗”帽子，让一心发扬大明“祖宗至意”的皇帝陛下心痒难耐。
按照高务实的说法，强大的武力应该如同缩回的拳头一般引而不发，这样才更有威慑力，与此同时再辅以灵活而强力的政治经济手段，“驭虏驱驰，为我所用”，则“天可汗”大业不远矣。
至于其中花费，按照高务实的一通忽悠……哦，一通计算，在皇帝听来差不多就是左手出右手进的买卖，即便不赚钱，至少也不会亏到哪去，户部现在完全有能力负担。
另外高务实还强调，既然明年开春之后就要发动大战，那就更不能在战前让这些从属势力感到心寒了。对于这一点，皇帝深以为然。紧接着又问起高务实如何看待萧如薰等将领在此战中的表现。
萧如薰其实是高务实当时力主调往辽东的，朱翊钧在问起高务实时其实早有“设定答案”，认为高务实肯定会为他找各种理由证明有功。不过这就小看高司徒了，高务实对萧如薰的评价是“表现平平”，说他此战“既无殊功，亦无大过”。
这个评价原本就是皇帝的心里话，只是刚才内阁竟然没有一位阁老是持这一观点的，让皇帝心头极为不悦。内阁刚才一共有三个表现：
一派认为萧如薰表现不堪，以最精锐的骑兵为骨干，还带上“四部联军”，居然先是被察哈尔“偏军”牵着鼻子走且没有对这支偏军形成有效打击，最后还差点被人偷袭成功，结果在反偷袭一战里打出的战果也不理想，自身损失比敌军还多，简直无能至极——这一派显然不认可萧如薰所谓的“重伤敌军三千余”这个说法。
另一派则恰好相反，认为萧如薰此战是除漠南之战以外，大明数十年来在北疆针对蒙古唯一的一次大规模主动出兵。虽然没能打出歼灭战，但我官军伤亡甚少，所受伤亡主要出在“四部联军”。
四部联军战力不足岂能怪萧如薰？考虑到我官军本部兵力有限，能够打成这样已经完全是意外之喜，而且他也完成了击退察哈尔的战略目标，不仅保住了科尔沁，更加稳定了叶赫。由此可见，萧如薰不仅有功，且有大功，应该嘉赏。
至于第三派，这次比平时更加不济。哪怕皇帝点名询问，得到的回答也是“臣不通行伍，不敢扰乱圣察”之类，明摆着是“这事儿咱就不掺和了”，把朱翊钧气得想当场翻白眼。
到底还是高务实这老同窗愿意说实话，没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给出了一个“表现平平”的公正评价，让朱翊钧连连点头称是。
不过，“表现平平”归表现平平，在朱翊钧问及对于战功这个棘手的问题该如何处理时，高务实却坚决主张“当赏”。
朱翊钧便问这是为何，高务实解释道：“同嘉赏四部之理，千金买马骨也。”皇帝闻之恍然。
不错，萧如薰此战要说功劳，那还真不算大，但既然明年开春就要大战，如今先重赏一个功劳不大的萧如薰，岂不就激励了明年即将参战的各方将领？
他们会想：萧如薰这场仗打成这鸟样居然都受了重赏，我要是真个立下汗马功劳，那不得封侯拜……呃，拜个都督吗？人生巅峰就在眼前，再不拼命更待何时！
于是皇帝便问周本兵这赏赐该如何安排，周本兵自己哪敢胡乱拿什么主意，好在他刚才进宫的路上已经问过高务实了，因此这会儿可以好整以暇地拿出方案。这个方案其实也没啥，除了按例赐银三十两、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升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之外，另外还赐了麒麟服。
按照萧如薰的事职辽东副总兵而言，得到前面这些赏赐还不算太稀奇，但获赐麒麟服就有些破格了，明摆着是厚恩加赏。而且这样一来，此时的辽东就有了两件麒麟服——除了萧如薰之外，另一件属于李如松，是西北之战最后那场决定性胜利后获赐的。
按照周咏的说法，这样做对于一贯心高气傲的李如松来说也是一种鞭策。皇帝想想也觉得有道理，于是此事大致便定了下来。之后皇帝又询问了一些事关明年大战的各项事宜，高务实、周咏一一作答，差不多到了皇宫即将宫禁之时才得以各自回衙。
此后的两三个月里，大明按照高务实的设想重赏了萧如薰及麾下出征将领，厚赐了土默特、科尔沁及满洲三部，让这些从属势力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大明天子朱翊钧陛下为核心的天朝周围。
这两三个月里，除了更加紧张地积极备战之外，还发生了几件比较重要的事。其中国事方面有两件。
第一件事是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遣其异母弟穆尔哈齐为使，代他来京献贡。此行所贡，建州左卫奉上极品东珠一百零八颗、老山参数百斤、白虎皮一张等各类珍宝。表奏之中极尽恭谨、谦卑无地，奉承皇帝的话更是毫不吝啬，丝毫不嫌肉麻。
当然，在表奏的最后，努尔哈赤用无比恭谦地语气请求大明准许建州左卫能在鸦鹘关参与马市，亦或者去宽甸堡也行。
朝廷为此事又发生过一轮争议，最后仍然是高务实的建议最让皇帝满意：准许建州左卫至宽甸参与马市，但要求该卫今后必须“奉旨随征”——当我要打仗的时候，你必须出兵相随。
高务实赌的就是一件事：努尔哈赤现在还没掌握“焯晒法”。大明之前在将建州一分为二之后就断了建州左卫的马市贸易，努尔哈赤手里的人参卖不掉，又没有“焯晒法”保存人参，过期只能烂掉，自然损失惨重。
他虽然靠着远征长白山三部的成功——呃，成功了一半，补充了一点实力，但长此以往显然还是承受不住，因此只能接受大明的要求。
最终双方约定，一旦大明在辽东及辽东周边地区有军事行动，建州左卫需按照大明出兵的总数的一成派兵随征，不过随征人数最高不超过五千。
这个很好理解，意思就是说大明如果出兵一万，努尔哈赤就必须派兵一千；大明出兵五万，努尔哈赤就必须派兵五千；不过再高就没用了，哪怕大明出兵五十万，努尔哈赤还是出兵五千——因为努尔哈赤说了，他建州左卫一共也就这么多兵，总不能连老弱妇孺都拉过去凑数。
不过努尔哈赤虽然答应下来，却也还有条件，这个主要条件在于经济层面。他表示建州左卫如今所辖之地极其偏僻，实在是穷得叮当响，所以万一朝廷真的需要他出兵，他自己只能支撑一千人马的人吃马嚼，多余的随征兵马就需要朝廷提供军粮了。
别看这事听起来好像挺合理，但其实并不太符合大明朝廷征调的习惯。众所周知，连西南土司们出兵随征都是自备干粮的，朝廷基本上是不负责后勤问题的。
比方说当年江西剿贼调动了至少数万广西狼兵，但朝廷提供给他们的粮草也是要算钱的，道理就是土司随征需要自行准备兵甲军粮，朝廷只是看在他们实在携带不便，才准他们以钱换粮——实际上土司们也没钱，大多数是靠打仗赚赏银，再拿赏银买军粮这种方法应付。
总之一句话，西南土司相比女真人来说肯定更加“自己人”，他们都没捞到“吃皇粮”的待遇，你区区一个建州左卫居然想例外？
不过掌握天下财权的高司徒大手一挥，当场就答应了下来，表示如果真有那一天，朝廷“必不饿死尔部一人”，努尔哈赤获悉是高务实亲口答应，这才表示接受。
实际上高务实在这里玩了个话术，他只说“必不饿死尔部一人”，可没说清楚会给什么吃，也没说会让他们吃几成饱。甚至高务实还有个非常“恶毒”的计划，一旦建州左卫将来随征的兵马高达四五千，出征的地方又离建州左卫老营较远……那如果操作得法，没准仅靠军粮就能把人牢牢抓在手里了。
当然，这些都只是先留个后门，到时候是不是真能利用得上还不好说，但有这后门总比没有好，不是么？
第二件事则是发生在西南方向，刘綎被兵部以“镇守缅甸有功”为由升任镇守四川总兵官，驻地叙州。
这里要解释一下，有明一代的四川总兵很多时候驻地都不在成都府，也不在重庆府，而是在南边的叙州。虽然很少有资料详细说明原因，但其实并不难揣测：成都防卫的重点在于西面，但西面一直比较老实，防卫压力不大，而且大明在川西专门设置了“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有点类似于辽东副总兵，专司这一片区的防务，总兵一般不来插手分管；
重庆府以东有两个较大的土司，分别是石砫宣慰司和酉阳宣慰司，这两个土司不仅老实，而且非常听话，还特别能打。其中石砫宣慰司最著名——大名鼎鼎的白杆兵秦良玉部就是这家。因为这个原因，重庆方面也没什么压力，无须总兵官驻守，因此只设了一个“分巡上川东道管重庆兼制播州副使”。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地名播州，这个播州就很关键了——播州之乱就是出在这儿。播州在重庆以南，名义上由重庆的这位副使管辖。然而播州是个实力既强又不怎么老实的地方，因此光靠重庆未必看得住，于是在播州以西就需要强大的威压存在。
这个威压就是四川总兵官，他的职责除了泛泛而论的全川，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压制东边的播州以及南边的几个土司，如镇雄府、乌蒙军民府、乌撒军民府、东川军民府等等。另外，播州方向还有个遵义军民府，虽然上层设置了流官，但底层还是一大堆小土司、土目，有时候也不是很靠得住。
总之，四川总兵驻扎在川东南方向的叙州，主要职责区也是在四川的东面、南面，甚至要越境威慑贵州。这也是为何当年九丝蛮、都掌蛮造反明明地处贵州，偏偏却是四川巡抚建议启用刘显为总兵出兵剿灭的缘故——此时的贵州以土司力量为主，因此一旦出了事就只好让四川出兵摆平。
高务实之前就已经在考虑让刘綎去四川了，而这一次毫无疑问，把刘綎赶紧调过去是因为明年要对察哈尔动兵。原历史上杨应龙发动播州之乱是趁大明援朝作战的空子，眼下援朝之战尚未发生，但即将和蒙古人决战，谁知道杨应龙会不会抽风？自然要先把刘綎安排到位，以免到时候出了事，又要手忙脚乱一番。
其实早前高务实曾经有一个冲动，很想提前把杨应龙给处理了，然而这事筹划了一番之后发现实在不太好办。对于一个“正统”而言，无罪而诛这种事是非常犯忌讳的，会大大降低这个朝廷的威信，被人归为暴君的暴政。
高务实也想过设计让杨应龙主动跳出来，但杨应龙虽然张狂，却还没傻到这个地步。大明朝廷这些年南征北战打出各种大胜，怎么看都是武德充沛的模样，他这位播州土皇帝自认还挑战不了京师的真皇帝，自认不肯乱来。
既然引蛇出洞的法子不好使，高务实也只好打呆仗，把刘綎调去叙州就是为了震慑杨应龙。至于明年朝廷大军出塞北伐之后杨应龙会不会闹腾起来，高务实也实在顾不上了。反正他做好最坏的打算，杨应龙真要闹那就让刘綎去打好了。
实际上高务实还挺希望杨应龙闹起来，毕竟贵州和附近地区的土司着实也太多了些，朝廷一直需要在附近驻扎重兵，本身也是个不小的负担。如果能够趁着剿灭杨应龙的机会在贵州来个“削藩”，把尽可能多的土司改土归流，对于朝廷而言其实是大有好处的。
除了这两件国事意外，这两三个月当然还发生了一些私事，也都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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