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受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比较晚，但持续的时间却极长。而德国却正好相反，它几乎是受美国经济危机影响最早的欧洲国家。

    为何会如此呢？

    因为20年代德国经济的复苏趋势，是以美国提供的短期贷款为基础的。美国那么一闹股灾，大约200亿马克的贷款被美国突然收回，由此触发德国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的经济危机。

    周赫煊在1月中旬抵达柏林时，这边已经有了萧条的征兆，不时便能见到失业导致的街头流浪者。

    离开火车站不久，周赫煊便看到柏林街头某处聚集着许多市民。一个瘦弱如同病夫般的男子，站在临时搭建的台阶上，慷慨激昂的做着街头演讲：

    “德国的煤产量在下降，德国的钢产量在下降，德国的生铁产量在下降，德国的机器制造产量在下降，德国的发电量在下降，德国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国库黄金储备全都在下降。德国只有失业率在上升，去年夏天，德国的失业人口才120万人，可半年过去，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经接近200万！工人、农民、商贩、资本家……德国的每一个国民，生活境遇都每况愈下！是什么造成这种情况的？是无能的议会民主制和政党政府！德国在那些无能者的带领下，已经衰败成民众分裂、利益冲突严重的国家。只有纳粹党当选，通过创造一个超越阶级、财产和职业的统一新国家，才将扭转现在的不利局面……

    魏玛共和国体制下的各政党，仅仅代表特定利益集团。所有政党都该死，他们全都是毁灭德国的那个政党体制下的一丘之貉，都对制定从凡尔赛合约到道威斯计划的赔款条件，再到签订杨格计划的政策负有责任。他们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导致全社会的苦难。民主、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导致德国无能和虚弱，导致一个伟大的民族卑躬屈膝。

    朋友们，是该清除这腐朽制度的时候了。只有纳粹党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才能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纳粹党领导下的德国将脱胎换骨，新的德国人民，不再是阶级、职业和财产的大杂烩。新的德国，将是一个超越所有差别的人民共同体，具备拯救全民族的力量。腐朽和衰老的就国家，必须被一个建立在种族价值观之上的新国家所代替。这个新国家推崇成就、力量、意志和战斗精神，这个新国家选贤任能，发挥个性天才，以及恢复德意志整个民族的权力和力量，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带来这一切……

    德意志万岁！”

    台上那个瘦弱男子挥舞着手臂，从嗓子眼里发出尖锐的喊声，活像个舞台上的滑稽小丑。

    但路边的德国人却被他调动起情绪，不少人跟着嘶声大喊：“德意志万岁！”

    周赫煊无奈地摇摇头，他看到的不是演讲，而是战争。

    台上那个搞演讲的瘦小男人，也并非希特勒本人，因为希特勒已经被德国政府禁止公开演讲了。正在狂呼叫嚣的是戈培尔，纳粹党的宣传部长。

    如果不是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希特勒上台没那么快。如果不是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不会那么容易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不得不说，美国佬得负一定责任。

    就是美国人搞出的股灾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到德国和日本的国民经济，平民生活过不下去，才孕育出滋生法西斯势力的土壤。

    周赫煊乘车前往驻德公使馆，很快见到中国驻德奥公使蒋作宾。

    此君乃晚清新军出身，秘密参加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他靠嘴皮子游说统一了江西，并担任九江军政府参谋长。去年蒋作宾来德国担任公使，德国政府专门派花车前往德瑞边境迎接，并在柏林车站派高级官员迎接。

    这个公使馆也是刚刚建成的，南京政府拨款不够，蒋作宾自掏腰包补足，他自己的公使津贴都拿出来了。

    更搞笑的是，南京政府经常欠发使馆工作人员薪水。蒋作宾只能自己垫付，结果垫款越来越多，把自己都搞成了穷光蛋。

    十多年后，蒋作宾疾病缠身，穷困潦倒，住在重庆乡下的一间小屋里，药买不到，营养不济，他还在呼吁国民为抗日捐款。

    直到蒋作宾去世，国民政府仍旧欠着他许多薪水，都是当初垫付给使馆员工的。

    民国时候真不缺为国为民的清官好官，只不过这些人，一般都没啥好下场。就拿蒋作宾来说，他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可以称得上元老级别人物，而且还曾如此受重用，最终却晚景凄凉。

    国好，我好。国穷，我穷。这是蒋作宾在抗战期间说的话。

    周赫煊语气恭敬地说：“蒋先生，久仰大名！”

    蒋作宾拉着周赫煊的手，大笑道：“哈哈哈，周先生，我可是等了你好些日子。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跑到苏联去了。”

    “去苏联做什么？”周赫煊好奇问。

    中国的驻德奥公使，怎么可能擅离职守，亲自跑去苏联呢？

    蒋作宾解释说：“苏联跟中国断交了，我想去从中联络一下，希望两国能够恢复正常邦交。”

    “那可难了。”周赫煊苦笑。

    “再难也要有人去做，”蒋作宾叹气道，“大家都说苏联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但都搞错了啊。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最多十年以内，日本必然入侵中国，到时候联苏抗日才是根本。所以，这苏联是万万不能断交的。”

    “先生眼光长远，在下佩服。”周赫煊说。

    蒋作宾连连摆手：“在周先生面前，我可称不上有眼光。你写的那本《菊与刀》，真是绝了，将日本分析清晰透彻，我前后拜读了不下十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周赫煊笑道：“蒋先生谬赞了。你去年坚持在国联会议上，用汉语发言，那才是让人钦佩呢。”

    “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东西，为国家讨点面子而已，”蒋作宾感慨道，“中国真正想强大，还得发展工业、军事和教育，不至于跟日本打仗时没有应付之力。”

    周赫煊说：“这是正理。”

    “国力需要发展，国家名誉也要发展，”蒋作宾笑道，“这次周先生在美国和法国，就为咱们中国争光了啊。我听说，周先生的《神女》，已经排在法国图书销售榜的榜首了？”

    “那是沾了龚古尔文学奖的光。”周赫煊笑道。

    自从荣获龚古尔文学奖后，《神女》的销量是一路飙升。想想也是，法国人喜欢把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当做圣诞礼物赠送，那销量不爆棚才怪。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神女》新增销量依然突破30万册，总销量超过50万册，成为在法国卖得最好的亚洲文学作品。

    蒋作宾说：“周先生，如今你在德国也颇有名气了，这次的讲学活动，可要多多为国家做正面宣传。”

    “那是当然。”周赫煊道。

    如今来欧美讲学的国人，不管在国内多仇视政府，都不会讲自己国家的坏话。因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经够糟糕了，他们只能选好的来讲，费尽千辛万苦为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哪像后世？

    一个区区的留学生，毕业演讲时就敢说自己国家待不下去，美国的空气都是甜的。

    蒋作宾突然问：“周先生想不想跟爱因斯坦来一次交流？”

    “爱因斯坦？”周赫煊惊讶道。

    蒋作宾说:“是啊，爱因斯坦在欧洲名气极大。如果你和他进行交流的话，肯定能够引起广泛关注，这对宣传中国也是有好处的。我尽量帮你联络，他多半也会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