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霞的亲爹确实在13年判处死刑。

    他一路官运亨通，借着高新区开发的东风，从纺织城的会计摇身一变，当上了高新城建规划处第一批大学生公务员，专门负责审批地块。

    他学历高，人又很会看眼色，没两年就一路升到处长，又娶了省委秘书处委员的千金。这位千金来头不小，人也高傲，低嫁进门排场丝毫不减，新婚丈夫在她面前做小伏低，晓霞这个前妻留下的闺女，彻头彻尾沦为了新生弟弟的农村小保姆，很是吃了些苦头。

    读小学的时候，晓霞刚从农村回来，一口陕西方言，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在学校里成绩也不好。亲爹和后妈不闻不问，连带着老师也不甚在意。

    等升初中的时候，她亲爹良心发现，手中权柄又大，倒想着把她转去辖区内的私立名校高新中学，哪知道后妈听说之后连吹了几天的枕边风，送她去城郊一家全托的寄宿学校，一月只回一次家。中考自然考的稀烂。

    亲爹觉得自己79年的大学生，女儿却连高中都没考上，嫌弃晓霞丢人，只把她匆匆送去一家野鸡中专，就再无关心过。晓霞渐渐长大，知晓道理，咬牙自己努力，毕业之后应聘了一家保险公司，从前台做起，又自学考了执照，生生爬到销售代理的位子，终于衣食无忧，自己能养活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她收到了亲爹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后妈心狠，亲爹被关进去之后死死瞒住消息，生怕她来抢夺家产，硬是等到行刑前两天，才打电话告诉她。晓霞震惊之下心中又有一丝快慰，行刑当日去看守所见亲爹最后一面。

    她亲爹戴着手铐脚镣，步履蹒跚，苍老得仿佛七旬老朽，隔着铁栅栏抬眼一望，见到只有她在，眼中的失望掩都掩盖不住。

    晓霞一直以为自己这么多年早已习惯父亲的冷淡和偏心，可在那一瞬间心还是被狠狠刺痛。她没了最后心底的一点点怜悯，冷着面孔迎上前。她亲爹哆哆嗦嗦抬起头，嘴唇颤了颤，抖声问：“你弟弟…”

    晓霞毫不留情打断他：“在国外，没回来。”

    她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不愿错过他一丝苦痛的表情，仿佛只有这样，自己的心痛才能缓解些许。

    她爹却低下头去，手攥成拳头又轻轻放开，说：“这样也好。”

    这四个字，就成了她在世上最后一个亲人说的最后一句话。直到上刑场，她爹再也没有抬头看她，也再也没说过什么。

    晓霞其实很想问问，他到死之前有没有一分一秒惦记过她，有没有一丝好奇过她的工作和生活。可她终究没有能开口。

    要说恨，那到今天都还在恨的，恨亲妈狠心自杀，恨亲爹娶了后妈连后爹都不如。可再怀揣恨意，日子总还要过。她也曾听身边朋友吐槽，亲爹是造孽多了遭了报应，但是正儿八经“恶鬼寻仇”这个说法，她仍是觉得荒谬无比。

    宋书明点点头，心里也赞同，转念又想到她亲妈的哥哥也是死于非命，问道：“那你舅舅又是怎么回事？”

    晓霞叹口气：“我舅舅病死的。医生说难活过三个月，他硬挺了两年多，别人都说他命硬，又怎么会是什么恶鬼寻仇。”

    宋书明再见到敬阿姨，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于晓霞的父亲触犯法律，而于晓霞的舅舅生了病，两个人没有一个死因可疑，也远远够不上敬阿姨所说“死于非命”。

    在宋书明看来，敬阿姨因为当年没能救下晓霞的亲母，这许多年一直心怀愧疚，女儿惨死之后也不能接受事实，所以走火入魔杜撰出一个恶鬼寻仇的故事去安慰自己。她口中的一些线索和细节，真实性要大打折扣的。

    宋书明心中可怜她，面上多多少少带了些出来。敬阿姨知道他不相信自己，紧紧皱着眉头，盯着宋书明双眼，轻声说：“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奇人异事，是你想象不到的。”

    她拿过肩上背的皮包，翻了翻，从里面掏出一个亚麻色的小布袋子，从里面掏出一个东西。

    宋书明心头大震，从椅子上蹦起来。

    敬阿姨拿出来的，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是金刚杵。

    敬阿姨将金刚杵握在手中温柔摩挲，似是回忆故人。她抬起头，继续说：“十二年前，我也曾经恶鬼缠身，险些丧命。多亏了一位大师出手相救，送我这一只金刚杵，才保我平安活命至今。”她眼泪扑簌簌落下，似是痛悔自己行事不周，哽咽着说：“早知该将金刚杵给我女儿敬喆随身带，哪知恶鬼害我不成，竟然害她！”

    宋书明搀了她手臂轻言安抚，又问：“阿姨，你那位大师，叫什么？”

    敬阿姨擦擦泪，直起身，答：“陕西人，社火社的。那人，叫老林。”

    当年敬阿姨见到邻居小媳妇上吊惨事之后大病一场，病好才发现自己已怀孕月余。因为这事，厂里分房子，她家里还破格分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小高层。

    敬阿姨的丈夫早已将当日阴影抛诸脑后，忙装修忙搬家，忙里忙外满心欢喜。可是敬阿姨自己却一日阴郁过一日，丈夫当日无心一句“赔钱货”一直萦绕心头，直到生产那天，她生出一个五斤四两的小女儿。

    婆家面色不虞，敬阿姨看着沉默不语的丈夫，和啼哭不止的女儿，仿佛看到了未来几年间邻居小媳妇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她冷冷静静做完月子，婆婆的阴阳怪气和丈夫的沉默阴郁都没影响她的心情，三十天的时间吃掉了十只土鸡，奶水充足，将女儿喂到了八斤，白白又胖胖。

    等出了产假，她把女儿往胸前一捆，就去了女工工会，敲开了厂里女工主席的房门，开口就是一句：“我要离婚。”

    那个年代，离婚是惊世骇俗，是离经叛道，是众叛亲离，是街坊邻里躲不开逃不过的口水和白眼。

    可敬阿姨咬牙坚持了下来，女儿敬喆三个多月就被她狠心送进托儿所，满了三岁又被她送到厂里的幼儿园。

    敬喆上小学那年，下岗潮来了，她回到家一宿没睡，第二天，毅然决然拿了厂里的补偿金，成为了第一批下岗的女工。钱不多，但她运气不错，接了一个半地下室的小卖部，改成超市的样子，一面卖货，一面带女儿，一把泪一把汗，将女儿拉扯到上初中。

    有一天中午，她接到老师的电话，说十二岁的女儿敬喆，在学校里，自杀未遂。